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马进建议，在下一轮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与独家品种价格谈判实施前，以及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大前，制定药品价格综合评估机制。
马进委员指出，在药品价格谈判过程中，存在一些不足，比如药品价格评估过于重视药品的“显性”价值，轻视以患者为中心的“隐性”价值。如由于长期照护体系及其数据监测机制缺失，患者的短期疗效容易被评估，但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、生活质量难以被评估。他认为，在药品价格谈判中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大型医疗机构、医疗保障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、科技主管部门和医药企业、患者组织及个人强调的价值各不同，药品价格谈判往往“因人而异”“因时而异”，影响医保准入政策的一致性、连贯性、可预期性。
马进委员建议，借助行业标准的“指挥棒”，提高医保准入政策的可预期性。借鉴发达国家基于价值的定价机制中的质量调整生命年、成本效益评估等指标，以及我国仿制药与创新药的特定产业结构，综合考虑药物的临床价值、支付方价值、创新价值、患者价值，明确不同价值维度、指标的类别、权重。确保药品价格综合评估框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。应在医保准入和价格谈判程序中，逐步降低国际比价等经济类指标权重，逐步提高药品的效果类指标权重。尤其是在罕见病等“小众”领域，既要考虑可量化、可测量的价值，又要考虑不可量化测量的社会价值，如公民健康权实现、人道主义关怀等。
来源：中国医药报
